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，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，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，被称为“方庭”（The Quadrangle），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。

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，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，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，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，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，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。

说来奇怪，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，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——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，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，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。

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，我的导师阿伯特（Andrew Abbott）教授身后有一扇窗，至于窗外的风景，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。

让快乐去死的地方

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，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，除了语言、文化、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，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。

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，官方版的校训是“益智厚生”（Crescat scientia; vita excolatur），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“让快乐去死的地方”（Where fun comes to die），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，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。

我在芝大的第一年，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，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，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

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，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，能睡上四、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。

记得有一次上劳曼（EdwardO. Laumann）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，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，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，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，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，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，顿时觉得无比尴尬。

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，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。

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，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，而我不但年龄最小、英语最差，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

于是，从入学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，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，自己没有选择，必须加倍努力、“笨鸟先飞”。

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，在那次考试里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，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，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，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，跨过去了才发现，学问做得好不好，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。

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（quarter system）就始于芝加哥大学，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，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，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（semester system）更多的课程。

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，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，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，上课不那么累了，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于是，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，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，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，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，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。

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，到春季学期，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。后来许多人都问我，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。

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，上课固然重要，但终究只是手段，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。有的学生稀里糊涂上了好几年课，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，这是最可怕的事。

第一年课程结束后，我并没有回国，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，组成学习小组，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。

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，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，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，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，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，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，加起来有一万多页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，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，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。

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，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，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，通过了资格考试，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，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。

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，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，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：身在异国他乡，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，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。

阿伯特教授

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。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，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，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，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。

有一次我问他：“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？”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：“差不多吧。”

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，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，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，却读过两遍《红楼梦》，英文和法文各一遍，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。

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，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，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，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。

对我来说，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，更幸运的是，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，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，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，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，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，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。

不过说来也怪，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，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，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。

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，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，再做一份书单，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，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。

直到现在，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，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“学徒式”的阅读课，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。

许多过来人都说，博士读的时间长了，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，不只是学术观点，有时连发型、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——所谓“为人师表”，或许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不过，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，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，有只“教书”不“育人”之嫌。

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，每次和他谈话，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、才华横溢，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，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。

当然，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，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，结果他说：

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：马力（horsepower）、想象力（imagination）、做事情的意志（will to do things）、纪律（discipline）、忍耐力（perseverance）。五样东西都很重要，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。

很多“马力”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，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。迄今为止，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，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。

芝加哥大学阿尔伯特教授 -Andrew Abbott

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但现在想起来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。

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，他们做学问的目的，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，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。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，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、每一本书，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，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，但事实上，人类知识的演进，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。

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。

读书与行路

上文提到过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，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，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。

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，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，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，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，而是等了一年。

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美国律师基金会（American Bar Foundation）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，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，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。

于是，那一年里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：吉登斯、布迪厄、卢曼、哈贝马斯，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？

事实上，在美国社会科学界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，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，至于理论嘛，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。

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，因为书有两种，一种是增长知识的，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，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，有点像快餐，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，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，虽然看似无用，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。

其实说到底，人一生所读的书，其中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，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，却是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。

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的社会学品味，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，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。

读了一些书之后，2006年夏天，我背起行囊回了国，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。

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，因为研究经费有限，基本上是坐火车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铁，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，而且还是硬卧。

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，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——“行万里路”的愿望，我居然真的实现了。

而比这更重要的，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。我从小在北京长大，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，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，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，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“致命的自负”——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，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。

对于社会科学而言，中国人研究中国，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，不容易犯低级错误，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，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，并没有太大差别。

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，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，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，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，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，而且终于开始明白，作为一个学者，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。

坦率地讲，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，比拍拍脑袋胡乱“开药方”要更有意义。

灯光，在隧道尽头

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，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。

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，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，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。

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，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，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，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。

所以，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（Ph.D.）项目的问题时，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：

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，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，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，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。

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，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，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，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。

芝大每年开学时，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，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：

“灯光在隧道的尽头”（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），然后告诉我们，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。

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，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，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，看不到灯光。

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，我才猛然发现，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。

按照答辩惯例，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，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，独自想象着，那扇紧闭的门后面，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。

几分钟之后，门打开了，阿伯特教授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，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，他说，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，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。”

一个多小时之后，窗口还是紧闭着，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，四个人举杯相庆。那瓶香槟酒的瓶子，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。

就这样，我“活着”走出了方庭。